墨西卡利天气炎热，不开空调根本待不住，如果是中央空调，很容易就被人释放“有害”气体，不管是导致昏迷还是直接杀伤的气体，只要吸入就会任人宰杀。
等空调的冷气带走身上的汗渍，南易冲了一个凉，只穿着一条裤衩就坐到桌边，打开电脑阅读他之前忽略掉的金融小组做出的“墨西哥比索危机”、“墨西哥原住民革命危机”的分析报告。
墨西哥人有的皮肤显白，具备白人的特征，有的皮肤看起来很黑，都快要和黑人接近，这和墨西哥三大主要人种的构成有关。
第一种，也是人口最多的人种，原住民和欧洲白人的混血后代、种族融合的产物，混血方式很多，名称也不少，什么梅斯蒂索人、卡士蒂索人，卡士蒂索人如果再与西班牙人混血，那么他们的后代则会恢复西班牙人的身份。
西班牙人当初为了维护在墨西哥的统治，在人种文化上可谓是费了不少功夫。
第二种就是原住民，不管他们叫什么族人，总的来说还是印第安人，或者也可以叫玛雅人。
第三种就是白人后裔，一直没和原住民混血，或者混血之后一直充分保持着白人特征的一撮人，这种人的数量最少，只占人口不到十分之一。
墨西哥有一个州叫恰帕斯州，最贫穷的州之一，同时也是墨西哥的无价之宝藏所在，恰帕斯州拥有墨西哥最为丰富、洁净的水资源。
1960年，恰帕斯州人口占全国的3％，发电量占全国的5％；到1980年，该州拥有全国50％的水力发电能力，等于全国20％的各种来源的电力；恰帕斯地下沉睡着多种珍稀矿藏，石油储量丰富。
同时，那里极为丰富的生物种群早已为诸多号称生物学家、人类学家的欧美专家所采集（其实是盗窃），美国市场上早有数十种古老的印第安草药被注册专利、垄断生产，甚至数千年来，印第安人最为古老的饮料玉米饮也成了美国市场上的专利产品。
如果说，当年的殖民掠夺曾将无数印第安原住民，从平坦富庶的高原逐向深山密林，那么今日，他们勉强跻身的丛林深谷却再次成为新殖民主义资源战、生物战的场域。
恰帕斯的经济、战略意义远不仅如此。
作为地理奇观，特旺特佩克地峡、崇山峻岭间一马平川的大道，穿越恰帕斯的重山丛林，200年来，这始终是北美世界所觊觎、连接起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最为便捷的通道。
随着巴拿马运河的运力不足，打通特旺特佩克地峡，同时将原住民最后的栖身地开发为原材料产地，由廉价劳动力组成的若干大加工基地，便成为美国更为紧迫的需求，在1980年开始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墨西哥政府配合下紧锣密鼓的推进。
为了各种开发原材料项目，墨西哥政府不惜耗资大兴土木。
1970年，恰帕斯州的所有公路总长约3000公里；到1975年，数字翻了一番；1973年，单单一年的高原地区的公路预算，等于居住在那里的大约30万个家庭所需的所有粮食的开支。
基础建设项目接踵落实，地主扩大原材料买卖市场，抢夺原住民更多的土地，以扩大生产。另一边，许多原住民在发展政策的扩张中，放弃了土地与耕作，改行做采挖业工人与建筑工人，进而生计深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
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宣布了震惊金融界的声明：“本国无法按期履行偿债义务。”
这是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开端，自此，墨西哥陡然跌入债务困境。
恰帕斯州基本上由大型牧场、咖啡种植园，以及小块家庭土地组成，土地分配不平等，土改没有真正落实。
原住民十分贫困，他们所生活的地区耕地短缺，森林覆盖的低地土壤贫瘠，高原地区容易水土流失。
多年来，原住民社区领袖发声反抗，却惨遭谋杀。
1974年，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举行第一届原住民大会，参会者来自多个族裔，1230名代表包括587名策尔塔尔人，330名佐齐尔人，152名托霍拉巴尔人和151名乔尔人，代表了327个社区，30多万玛雅原住民。
这届大会堪称原住民团结顽抗的里程碑，会前一年，所有社区全民参与讨论，同时培训不同方言间的传译，不依赖殖民者的语言西班牙语作为唯一的沟通媒介。
1974年，当原住民的战斗力增强时，墨西哥政府的政策从自上而下的原住民主义转为参与性原住民主义，努力将原住民领袖和组织收编。
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努力取得了成功，但在其他情况下，如政府创建的印第安人全国委员会，官方组织发生分裂，产生了自治分支，至今仍然存在，并活跃在自治运动中。
1980年代末，墨西哥在拉丁美洲率先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第169号公约”，在承认原住民权利方面走在前列，为原住民组织提供了更佳的政治发展机会。
1990年，墨西哥修改宪法第四条，承认墨西哥是具有多元文化构成的国家，并赋予原住民文化权利，不过，墨西哥政府与原住民领袖匆匆进行了几次磋商，却把大多数组织和社区排除在外。
这种策略导致了区域自治会议，抗议原住民在实施宪法第四条的立法过程中缺席，也欠缺在全国范围内讨论自治的平台。
1992年，也就是去年，许多原住民组织参加了“抗议殖民主义500年”的活动……
看到这里，南易往下快速翻阅资料，想看看有没有附加着这次活动的具体内容资料，找了一遍，并没有找到，他只好接着前文继续往下看。
玛雅遗民顽强抵抗殖民者由来已久，殖民者征服恰帕斯州的战争于1524年开始，但玛雅人拼死抵抗四年，直到1528年，才被迭戈·德·马扎里戈斯领导的部队镇压下去。
恰帕斯州殖民地时期发生了多次叛乱，历史学家强调了“1712年策尔塔尔起义”，甚至将其称为“坎库克共和国”或者“策尔塔尔共和国”。
原住民和殖民者之间敌对关系在1711年进入了新一轮的危机，原住民的抗争，挪用了天主教的圣母形象。在圣玛丽亚的佐齐尔社区，据说“具有原住民特征的圣母”通过木雕向两名佐齐尔村民显现，此事在邻近的社区中引起了骚动，宗教裁判所赶紧没收了这个木雕。
此外，政府的苛刻税收制度，以及主教收取的巨额佣金，加剧了社会的不满，导致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反叛新西班牙当局。
此时，圣母的身影再次出现，这次是坎库克社区的一名村民看到圣母显灵，这被起义军解释为新的信息，起义军为了保护这位“与圣母沟通的媒介”，组建了“圣女兵团”，汇集了32个策尔塔尔人、佐齐尔人和乔尔人社区，队伍中有三千名民兵。
圣女兵团通过半秘密的宗教活动来招募支持者，从而使原住民坚持自己的组织结构，也保持了与王室相对独立的特性。
后来，在西班牙人的挑拨离间下，族裔间的冲突、领导人被收编，以及新西班牙军队的残酷打击，结束了“坎库克共和国”。
1727年，西班牙人逮捕了起义的肇事者及其子女，不使叛乱的种子逍遥法外。殖民者为了让起义者记忆中保留失败的印记，报复西班牙人被杀，并割下所有起义者的同谋者一只耳朵。
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玛雅原住民的抵抗时而公开，时而隐蔽，但始终存在。该地区的原住民和整个美洲大陆的原住民一样，经历了浩劫，大部分人口被灭绝，是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种族灭绝。
但是，无论是通过加入独立军的行列，还是通过在革命期间加入萨帕塔领导下的南方解×军，恰帕斯的原住民仍然积极参与了墨西哥建国伟业。
拉丁美洲的原住民，特别是恰帕斯原住民，在长期殖民战争中，并没有丢失自己的身份认同。社会清洗与种族灭绝政策，却加强了原住民的社会凝聚力和集体意识。
值得一提的是，征服、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战争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上大致是失败的，其无法把西方理性作为唯一的思维方式，或者将天主教作为唯一的精神表达方式，强加给原住民。
二次大战后，为了加强天主教会，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召开了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在1962年至1965年期间举行。
在那次会议上，天主教内部古老的分歧浮出水面，特别是“反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分歧。作为这次会议的一部分，教皇保罗六世呼吁拉丁美洲主教团更新其愿景和做法，使之与现实更加一致。
为了响应这一号召，1968年8月和9月在哥伦比亚麦德林举行了第二届拉丁美洲主教大会。这次会议的组成、讨论的问题和得出的结论，对天主教会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
麦德林会议期间表达的许多观点，主张教会应谴责第三世界政府对穷人的系统压迫和剥削。与会者同意不仅要谴责剥削和压迫，而且要行动，以任何必要的方式提供帮助，以有组织的方式，使贫困的人们能够成功地改变其贫困状态。
麦德林会议的结果鼓励宗教和非宗教人士深入研究教会在拉丁美洲的作用，研究这个大陆的特点，即由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结构产生的明显的剥削关系，这个也被称作“解放神学”。
解放神学的出发点是对现实和带来这种现实的历史进程的具体分析，但总是在神学层面上。解放神学认为贫困是主体之间相互承认的否定，一个有穷人的社会是一个没有上帝的社会。
这种上帝的缺席存在于有人哭泣的地方，上帝的缺席存在于穷人身上。穷人是缺席的上帝的存在，上帝有效存在是由不存在来提供的。